本文摘要：注：本文原稿是2001年1、2月份写的，四年后我有了更多的想法和更深的认识，所以对原文作了重大修改。私有制与公有制是现在许多人都体贴的问题。 但我发现人们在谈论私有制与公有制的时候，都只谈论的是“经济私有制”和“经济公有制”，而忽视了另一种形式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政治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那么作甚“政治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呢？所谓“政治私有制”或“政治公有制”，就是指建设在社会职位和政治权力的“私有”或“公有”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制度。

注：本文原稿是2001年1、2月份写的，四年后我有了更多的想法和更深的认识，所以对原文作了重大修改。私有制与公有制是现在许多人都体贴的问题。

但我发现人们在谈论私有制与公有制的时候，都只谈论的是“经济私有制”和“经济公有制”，而忽视了另一种形式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政治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那么作甚“政治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呢？所谓“政治私有制”或“政治公有制”，就是指建设在社会职位和政治权力的“私有”或“公有”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制度。

同理，“经济私有制”或“经济公有制”则是建设在产业的“私有”或“公有”的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制度。需要说明的是，我说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主要是从家族性质的角度讲的，而非从小我私家性质的角度讲的，即权衡一种制度是私有、还是公有的尺度是看其是否实行的血缘继续制或世袭制。如果一种制度实行的是血缘继续制或世袭制，那么这种制度就是私有制；如果一种制度不是实行的血缘继续制或世袭制，那么这种制度就是公有制。

好比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的政治制度实行的就是私有制，因为其时的怙恃是可以直接将其社会职位或政治权力世袭给其子女的，或者说其时的子女可以天经地义的继续其怙恃的社会职位或政治权力（固然，由于中国古代是“重男轻女”的社会，因此其时的世袭制和血缘继续制主要是针对男性而言的，女性一般没有这种权力）。为什么我不从小我私家性质来讨论私有制和公有制，而只从家族性质来讨论私有制和公有制呢？因为我认为小我私家性质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意义不大，私有制和公有制是因为有了家族性质才有意义，是因为有了世袭制和血缘继续制才有重大意义。

如果产业和政治权力不能世袭或血缘继续，那么这种产业和政治权力终归是有限的，在其生命竣事后也就终结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小我私家将其产业和社会职位世袭给其子女，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对小我私家的产业和社会职位举行限制，而不会允许小我私家积累庞大的财富和极大的政治权力。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小我私家将其产业和政治权力世袭给其子女，却又差池小我私家的财富和政治权力作限制的话，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小我私家在其生命要竣事之前将会如那边理他的财富和政治权力呢？善良的人会将他的财富和政治权力交给社会、交给民众，可是邪恶的人却会随意浪费他的财富和滥用其政治权力。因此，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小我私家将其产业和社会职位世袭给其子女，那么这个社会必须会实行相反的制度――公有制，而且会建设与公有制相配套的其它制度，将小我私家的财富和政治权力限定在其通情达理的规模内就是很重要的一项。

因此，我认为通常所说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是有很大缺陷的。通常所说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是按能使其产业增值的生产资料是否小我私家占来区分的，不能使其产业增值的消费资料是不算的。这种意义上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主要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它主要是指经济私有制和经济公有制，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体现形式――政治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另一方面它主要指的是小我私家性质的，而非家族性质的，其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制度的深层基础，而只是其浅层体现而已。

我以前总认为自己很智慧，建立了许多新看法、新思想，政治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的提出就是重要的一点，但随着知识的增多，我才发现我所悟出的许多看法早在前人就已经发生了。这使我很失望，因为失去了思想的独创性；但也让我感应我的许多思想远非一些人所说的不实际，而是很实际，因为早在前人就有了，这说明晰社会生长的需要，说明晰我的思想是有一定的历史继续性的，而不是凭空发生的。

关于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第十四章　洛克的政治哲学”中就有表述：“世袭主义在政治里差不多已成泡影。在我一生当中，巴西、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天子绝踪了，换上一些不志在建设世袭朝代的独裁者。贵族阶级除在英国而外，在欧洲各处都丧失了特权，在英国也无非一种历史性的形式而已。

在大多数国家，这一切还是很近的事，而且和种种独裁制的抬头大有关系，因为传统的权力体制已被一扫而光，为乐成地实行民主所必须的习性还未暇发展起来。倒有一个大组织从来不带一点世袭因素，就是天主教会。种种独裁制倘使存留下去，可以逆料要逐渐生长一种政治形式，和教会的类似。

就美国的大公司说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些大公司拥有和政府的权力险些相埒的权力，或者说在珍珠港事变以前一直是拥有的。奇怪的是，民主国家政治上摒弃世袭主义，这在经济规模内险些没有起丝毫影响。（在极权主义国家，经济权力已并入政治权力中。

）我们仍旧认为天经地义，人应该把产业遗留给后代；换句话说，虽然关于政治权力我们摒弃世袭主义，在经济权力方面却认可世袭主义。政治朝代消灭了，可是经济朝代活下去。现下我既不是发议论赞成、也不是发议论阻挡这样地差别看待这两种权力；我仅仅是指出存在着这事情，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

读者试想一想，由大宗财富发生的对他人生命的支配权要世袭，这在我们以为何等自然，你就更能相识，像罗伯特?费尔默爵士那种人在国王权力问题上如何会接纳同样的看法，而和洛克抱一致思想的人们所代表的革新又是如何之重大了。要想相识费尔默的理论如何会获得人的相信，洛克的阻挡理论如何会显得有革命性，我们只消细想一下其时对王国的看法和现在对地产的看法是一样的。土地所有主持有种种重要的法权，主要的是选定谁待在该土地上的权力。

所有权可以通过继续来传让，我们以为继续到了地产的人，便对执法因而容许给他的一切特权有了正当要求资格。然而究其实这人的职位同罗伯特?费尔默爵士为其要求而辩护的那些君主们的职位一样。

如今在加利福尼亚州有许多庞大地产，其所有权是西班牙王所实际赐予，或伪托是他所赐予。他所以有资格作出那样的赐予，无非是（一）因为西班牙信奉和费尔默的看法类似的看法，（二）因为西班牙人在征战中能够打败印地安人。

然而我们还是认为受到他的赐予的那些人的子女继续人有正当的所有权。恐怕到未来，这事情会跟费尔默在今天显得一样荒唐吧。”我最先是在《能力治国与血缘治国》一文中提出政治所有制的观点的，一位朋侪看后认为这一观点的提出很有意义，是对政治理论的重大孝敬，他要我论述的更详细一些。

《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就是为了更详细的论述政治所有制而写的。这篇文章揭晓后，一些朋侪也认为这一理论简直是对政治理论的重大突破。不外也有朋侪认为，所有制是经济学中的观点，用在政治中不太妥当。

在此有须要说明一下，我认为观点这个工具自己就是随着社会的生长，人们认识的深入而变化的。我们在形貌新事物、新认识时经常接纳的方法，就是借用一些与新事物、新认识有共性的老事物、老认识作类比性形貌的，这样容易让人较迅速的掌握其要领。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些自由民主理论的书，发现一些著名的自由民主学者也是借用经济学中的市场观点来论述自由民主制度的，他们称议会为政治市场，那些竞选的各党派就相当于经济领域中的各个公司，他们在议会这个政治市场中通过竞争以决议胜负。既然这些著名学者借用经济术语形貌政治现象能被接受，我认为我借用经济术语形貌政治现象也应该是能被接受的。

另外，wdyan网友看了我的《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应当用“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取代知原的“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作者认为，“知原把“公有制”、“私有制”观点引入政治领域，提出了“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观点，笔者对此有异议。把经济术语用于政治领域固然是应该的，政治是最大的经济，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二者固然是相通的，更不要说术语上的相通。”“把“公有制”、“私有制”引入政治领域，对于明白在政治领域恒久存在的权力的私人占有和全民占有很有裨益，私人占有权力的制度固然就是权力私有制”“知原的作为固然是创举，但还很不完善，尤其用“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这样的观点并不严密。

实际上政治自己无所谓公有私有的，政治任何时候都是针对全民或一个团体的，针对一小我私家的任何行为叫政治都是不妥的，更不要说是小我私家占有政治。政治无论如何都是全体民众的事情，只是政治中最重要的一项——政治权力——从形式上必须由一小我私家或少数人行使，这才泛起了权力的公有私有问题。

知原的本意也是想说权力的公有私有，但却把观点定为“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是把观点生搬硬套的效果，实际上一个观点由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时，其内在和外延都要随新领域的特征而变化。政治公有和私有就是如此，应当立刻纠正为“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否则，要么体系将不能深入探讨下去，要么不能应用于实际。

”我想说的是，政治“公有制”、“私有制”，并不是指政治是否归小我私家所有的问题，政治固然任何时候都是针对全民或一个团体的，而是指一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或形态是“公有制”的，还是“私有制”的。政治不能归小我私家所有，可是它的性质和形态却是有“公有”和“私有”之分的。另外，我在前面说过的，“我说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主要是从家族性质的角度讲的，而非从小我私家性质的角度讲的，即权衡一种制度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的尺度是看其是否实行的血缘继续制或世袭制。”我还说过，“我认为小我私家性质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意义不大，私有制和公有制是因为有了家族性质才有意义，是因为有了世袭制和血缘继续制才有重大意义。

”而wdyan网友其实讨论的还是小我私家性质的私有制与公有制问题。不外我认为，wdyan网友所说的“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的提法也是正确的，同样的与之相关的经济层面的“产业公有制”、“产业私有制”的提法也是恰当的，但同样不应该从小我私家性质的角度来解释，而应该从家族性质的角度来解释，从世袭制和血缘继续制的角度解释。因为，权力所有制和产业所有制是从微观角度讲的，而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则是从宏观讲的，这两者只是分析的角度和方法差别而已。

权力所有制和产业所有制接纳的是微观分析法，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则接纳的是宏观分析法。由于我所说的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是指的家族性质的，而不是小我私家性质的。因此人类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的生长和变化，是随着血缘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关于人类血缘关系的总体生长历程，我在《能力治国与血缘治国》一文中叙述的比力详细，我认为，人类的“血缘关系”履历了一个“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倒“Ｕ”字型的生长历程。从人类降生到约莫二、三千年前（即中国的西周时期以及险些同时代的古希腊、印度等），是血缘关系逐渐增强的时期；从约莫二、三千年前到现今，是血缘关系逐渐削弱的时期。陪同着人类血缘关系的逐渐增强（也就是从人类降生到约莫二、三千年前），人类的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履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人类降生到约莫一万五千年前，这一阶段是政治公有制和经济公有制阶段，这一时期的人类并不存在世袭制和血缘继续制，不外由于血缘关系的逐渐增强，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开始萌芽，政治公有制和经济公有制开始削弱；二、是从约莫一万五千年前到约莫二、三千年前这段时间，这一阶段是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阶段，这一阶段政治公有制和经济公有制逐渐被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取代。

中国的西周时期以及险些同时代的古希腊、印度等，是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的巅峰时期，政治公有制和经济公有制的最低谷。因为，其时的子女不仅可以天经地义的继续怙恃的产业，而且也可以天经地义的继续怙恃的社会职位和政治权力。陪同着人类血缘关系的逐渐削弱（也就是从约莫二、三千年前到现今），是人类的政治私有制逐渐削弱，政治公有制逐渐增强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经济私有制并没有发生基础性的变化，不外消灭经济私有制应当是人类未来的生长趋势和基础任务。下面，我们将着重叙述一下这一时期人类政治私有制的削弱、政治公有制的增强历程。

不外由于地缘因素的差异，血缘关系对差别地域的文明影响巨细是差别的，另外，绝大多数文明都受到过外族入侵的重大影响，有的甚至是基础性的改变和扑灭性的攻击，所以人类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的形态、体现形式和强弱对于差别的文明来说差异是很大的。比力而言，中国古代由于其地理情况较适合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容易建设比力稳固的血缘关系，以及中国古代的地理情况比力关闭，因而受外族入侵的影响相对来说比力小，所以中国古代是受血缘关系影响很大，也体现的比力完整的文明，因此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在中国古代的体现是最强烈、特点最鲜明的。西方则由于其地理情况不大适合农业生产，以及地理情况比力开放，因而受血缘关系的影响相对比力弱，而且受外族入侵的影响很大，外族入侵经常很大水平上、甚至基础性的改变了西方原有的文明形态。印度的地理情况介于中国和西方之间，因此在受到血缘和外族入侵两者的影响与中国和西方相比都是持中的，这使得印度生长出了其特有的“种姓制”。

下面我们划分对这三种文明作一下叙述：在中国古代，血缘关系最浓重的时期是西周时期，其时不仅经济层面实行的是私有制，而且政治层面也实行的私有制，那时的社会制度用现在的话来形貌，就是，如果你父亲是某县的县长，而你又是他的宗子，那么你父亲退休后，你就是天经地义的该县的县长。不仅仅县如此，省、中央、乡（镇）、局等社会的所有层面都实行的是这样的制度。因此，在其时的社会，身世在社会的低层的人，既使再有能力也是不行能获得社会的认可的。厥后，由于“铁器时代”的到来大大促进了其时的社会的生长，才使得“政治私有制”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的要求，才使得消除“政治私有制”是其时的社会之急需——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是很是需要人的能力到场的。

春秋战国时期就是由于铁器工具的普遍使用而触发的社会大动乱，从而导致“政治私有制”走向削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天子以下的官员和普通黎民中破除了政治私有制，但天子还保留了政治私有制，不外比起西周时期，这已是很大的进步了！秦始皇建设的这种政治制度后世虽偶有回归（好比刘邦、朱元章的分王），但却是一直到清末的主体政治制度。其实，隋唐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就是“政治公有制”战胜“政治私有制”后，逐渐完善的一种选拔官员（而非世袭）的制度。

固然，我也知道这种“科举制”是存在着很大缺陷的。可是，比起“西周时期”的儿子继续父亲的社会职位的“天经地义”的权力来说，不知进步到哪儿去了！西方与中国古代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历史上多为大一统的国家，西方则多为破裂的地域。古希腊就是由无数城邦组成的破裂的地域，而不是一个国家。

作为古希腊文明焦点的雅典的政治制度履历了这样几个变化：公元前七世纪时，雅典的政治由王政转变为贵族政治；到六世纪初，政治体制由贵族政治转变为财力政治；六世纪中，又由财力政治转变为僭主政治；六世纪末，再由僭主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从王政到贵族政治，是一个政治私有制削弱、政治公有制增强的历程；从贵族政治到财力政治，再到僭主政治，再到民主政治，是经济私有制对政治的影响削弱的历程。不外，古希腊的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城邦――斯巴达，则是比力守旧的。西元前七世纪时，斯巴达和雅典很类似，可是，到了西元前六世纪，雅典做了种种政治形态实验，斯巴达则依其立法者的决议，仍然保持他们固有的传统。

至于古希腊的其它城邦，有的象雅典，厘革多一些；有的则象斯巴达，厘革少一些。不外，消灭政治私有制的政治厘革代表了其时的进步，这是无庸质疑的。古希腊厥后被马其顿征服。马其顿本是希腊北部一个贫瘠落伍的偏远城邦，也是希腊文化的喜好者。

马其顿统一希腊后并东征，建设了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庞大帝国，并将希腊文化推向了这一宽大地域，这一时期就是史称的“希腊化时代”。不外由于西方地理的破裂天性，以及亚历山大的英年早逝，亚历山大建设的帝国很快就分崩离析了。马其顿虽然是希腊文化的喜好者，可是它在建设了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庞大帝国后接纳的却是东方式的政治统治模式，这样西方的政治制度又退回到了政治私有制阶段。

马其顿为什么要接纳东方式的统治模式呢？这可能是由于希腊文化的破裂天性所发生的政治制度并倒霉于统治宽大的帝国，而东方国家则相反。厥后由于罗马的兴起和扩张，又一次征服了希腊，并最终建设了另外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庞大帝国。罗马建设的帝国是比力长寿的，而且是类似中国的统一的国家，而不是破裂的地域。

罗马史历罗马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和于1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庞大罗马帝国。从王政到共和国，是政治私有制削弱，政治公有制增强的历程，不外从共和国蜕化为帝国，则是相反的历程（其原因与马其顿类似，早期罗马的政治制度类似于希腊城邦，倒霉于建设庞大的帝国，在它建设了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之后就必须接纳东方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公元4—6世纪，日耳曼人开始大规模向罗马帝国境内的迁徙，西方转入中世纪。由于日耳曼人其时处于血缘关系还比力浓重的氏族社会阶段，所以他们入侵乐成之后自然的将占领的土地举行封赏，分赏给自己的亲属和有功的大臣，这些被封者享有对其领地的世袭权，西方就由此发生了类似于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封建制。

因此中世纪的西方又退回到了那种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都比力浓重的时代，但这种退回是外族入侵造成的一种历史退步，而不是自发的。从1500年开始，西方终于从日耳曼人的大规模入侵造成的杂乱中挣脱出来，开始进入近现代史。我以前一直对社会主义运动在近代西方的发生和兴起感应十分不行明白，不外当我从《能力治国和血缘治国》的理论中生长出了政治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的思想之后，我就很快的明白了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

因为，我明确了近代西方的民主运动就是一场消灭中世纪西方的政治私有制的运动，而社会主义运动则是一场消灭经济私有制的运动。因为民主运动的实质是消灭了中世纪的政治私有制，而建设了政治公有制――现代民主制，而且早期的民主理论都是建设在对君权神授、权力世袭的批判基础上的。

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没有象民主运动一样取得完全乐成，而只取得了部门结果（好比西方的福利制度和高额遗产税），这是因为，在一个“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都很是严重的社会里，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两大社会基本都消除掉，而政治私有制远比经济私有制对社会的危害、对人类的生长的阻碍更大，消灭政治私有制对于一个新社会而言远比消灭经济私有制更为重要和紧迫，所以西刚刚先选择了比力彻底的消灭政治私有制的民主运动，尔后才是不太乐成的社会主义运动。印度，我们在前面说过，其在受到血缘和外族入侵两者的影响与中国和西方相比都是持中的。

固然，这并不是说印度受到血缘和外族入侵的影响就不大，而只是相比而言，印度受到血缘的影响没有中国大和单一，受到外族入侵的影响没有象西方那样履历过多次重大打击、有时甚至是扑灭性的攻击。印度的种姓制其实就是外族入侵、血缘影响及阶级分化三者的混淆产物。印度的种姓制度是这样发生的：公元前二千年月中叶，属于印欧语系的许多部落，从中亚细亚经由印度西北方的山口，陆续涌入印度河中游的旁遮普一带，征服了当地的大部门达罗毗荼人。

入侵者是白种人，自称“雅利安”，意为高尚者，以区别于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在征服历程中，随着雅利安人的社会分化，从事祭祀的僧侣和以部落首领为首的武士团体逐渐同雅利安一般人民公共脱脱离来，而成为两个特权品级――婆罗门和刹帝利。一般人民公共则成为雅利安人社会内部的第三品级――吠舍。这样，再加上被征服的土著住民――首陀罗，在社会上便自然地形成4个职位差别的社会品级。

各个种姓职业世袭，互不通婚，以保持严格的界线。差别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被看成是贱民，或叫不行接触者，贱民不包罗在四个种姓之内，最受藐视。因此，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是雅利安人社会内部阶级分化的产物，但首陀罗却是种族压迫的产物，种种姓之间实行者严格的政治私有制――世袭制。

种姓制度经由恒久演变，越来越庞大，在四个种姓之外，又泛起了数以千计的亚种姓。今天，在印度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的残迹，不外由于受西方民主制度的影响，其政府官员已不能世袭，已经开始在向政治公有制转变。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是庞大多样的，而非单条直线生长的。差别的地域、差别的历史阶段都有其特点、并可能有特殊情况。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经常存在着某一文明、某一民族生长到某一阶段而不能自发的进化到更高级阶段的现象，有时甚至会泛起退步。

不外，人类总的历史是进步的，这是无疑的，因为停顿的和退步的文明会在继续向前生长的文明的欺压下不得不向前生长，或者被继续向前生长的文明消灭掉从而取代其生长。可是总的来看，从二、三千年前到现今，是人类的政治私有制逐渐削弱、政治公有制逐渐增强的时期。在我们现今的世界，政治公有制已占主流。

不外由于还处于初期，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还不完善（西方相对完善一些）。可是，现在的世界都还普遍的保留了经济私有制，因此未来我们一定还会履历一场消灭经济私有制的伟大运动。固然，我也知道，许多人对消灭经济私有制，消灭产业的血缘继续制会感应不行明白，他们经常想：我的怙恃的产业为什么不能让我继续呢？我的产业凭什么不能给我的子女继续呢？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古代，想一下中国的西周时期，以及洛克生活的欧洲时期。

因为在其时，人们继续怙恃的政治权力和社会职位同样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历史生长的事实是，这种政治权力和社会职位的血缘继续制最终被消灭了。我们现在反到认为，一个子女能够继续怙恃的政治权力和社会职位的社会是很是落伍，很是不行思议的。我相信，在未来，人们对产业的血缘继续权的看法会同样如此。

总结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预测未来，以制止我们在生长的历程中少犯错误、少作一些阻碍人类历史生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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